[海兰信]生命中的“诺亚财富”二战中的“诺亚方舟”

时间:2019-12-07 00:30:03 作者:海南众鑫互联网信息平台 热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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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辛德勒一个人的善行,拯救了上千犹太人的生命。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整个世界。”同样是在二战中,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上海,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躲过了屠杀。

上海成了这些犹太难民在东方的诺亚方舟,挽救了许多犹太难民的生命;在上海的避难经历,也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位于虹口区长阳路上的上海摩西会堂,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2007年,摩西会堂改建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从最初的零史料,到今天的数百件珍贵馆藏,这座纪念馆用一件件凝聚着历史记忆的实物档案,记录了历史的诸多细节。70多年前那段有温度的往事穿越时空,在世人眼前再现。

从“零史料”开始

1994年的一天,在上海市外办工作的陈俭,受派到虹口参加一次“犹太难民重聚上海”活动。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原犹太难民首次重回上海,60多位原犹太难民和社团领袖、研究者相聚在霍山公园,为犹太难民纪念碑揭幕。陈俭至今记得,那天大雨滂沱,原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家属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伫立雨中久久不愿离去。“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那段岁月已经过去了70多年,直到2007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建立,我们才真正开始重新挖掘这段历史。”陈俭告诉记者。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坐落于虹口区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1907年,旅居上海的犹太人在熙华德路建造了摩西会堂,以纪念最早来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移民摩西·格林伯格。后来,由于俄罗斯犹太人不断来到上海,上海原有的摩西会堂显得过小,1927年,新的摩西会堂在华德路(今长阳路)62号建立,也称为华德路会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曾有至少1.8万名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地区的长阳路、霍山路、高阳路等地方,摩西会堂成了难民经常聚会的场所。这里曾给过颠沛流离的犹太人最温暖的收留,这里也曾见证了中国人的善良和宽容。于是,2007年,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斥资100万美元对原摩西会堂进行了修缮。

修缮后的摩西会堂旧址成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用以纪念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这段历史。当时的虹口区外办主任陈俭,成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他告诉记者,担任馆长后不久,他受邀参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令他深受刺激。那里有一个小地球仪,标注着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的国度。在上海的位置上,插着的是一面日本国旗。有当地人解释,当时上海虹口地区有很多地方是日本人聚居区和占领区,一些不明就里的犹太人以为是日本人救了他们。实在是荒谬之极!且不说二战中日本和德国是签订协约的邪恶法西斯轴心国,那些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人最清楚,给予他们庇护和帮助的是中国人。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最早的一批参观者中,就有曾在这里避难的犹太人。陈俭记得,一位犹太老人找到他,表达了对上海犹太纪念馆馆名英文翻译的不同意见。纪念馆的英文名字直译应是memorial hall,但是老人觉得不合适,应该改为museum(博物馆)。老人对陈俭说:“你要相信我这个80多岁老太太的智慧。在英文中,纪念馆不是纪念死者就是纪念灾难的。但是在这里我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氛围,在这里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于是,在她的建议下,纪念馆被在英文中翻译成了museum。不管是“纪念馆”还是“博物馆”,陈俭都真切地感觉到史料的匮乏。这座新生的纪念馆,除了摩西会堂这座建筑外,没有一件实物展品。纪念馆最初获得的实物史料,只是复印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几张犹太人办的报纸,仅此而已。要让人们正确地、详细地了解那段历史,必须要有足够的史料。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开始了史料收集之旅。收集者先是遍访了原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上海里弄,从老邻居手上收集到一些犹太人当年的生活用品,比如一家奥地利犹太难民曾经使用过的心形雕花桌椅。但类似这样的史料,一是能够找到的不多,毕竟已经过了几十年,当年避难上海的犹太人留下的生活用品,能保留下来的就很少,再被发掘出来的几率就更小了;二是生活用品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局限。更有历史价值的是原上海犹太难民及其后裔保留下来的实物,但是这条路开始走得并不顺利。

在最初的两年中,曾有两件事让陈俭深受触动。刚建馆的时候,一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原犹太难民到中国来演讲,这位原犹太难民对中国也有很深的感情,他提出要把来中国演讲所得的4000元人民币全数捐给纪念馆。演讲中,这位原犹太难民随身带来了当年坐船到中国来时的船票票根。陈俭希望他能把这张票根捐给纪念馆,但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张票根一直伴随着他,每次讲演的时候,他都把票根拿出来展示,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所以不能捐出来。另外一位犹太老人,在二战时期曾在上海避难,并在上海工作多年。她到纪念馆来参观时,随身带了一个檀香扇和一本欧洲护照,这都是那段历史的珍贵见证。但是,当陈俭诚恳地提出能否把这两件物品捐给纪念馆时,老人先用上海话亲切地称他“小阿弟”,然后遗憾地说:“世界上有很多犹太博物馆,他们早就到我们这里要过东西了,能捐的早就捐了,能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活着的时候我不会给你的。”

“这段历史过去60年了,我们才开始史料征集的工作,这些犹太难民颠沛流离,能一直留到今天的东西,都不会随意捐出去。”陈俭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三年,但是陈俭和他的团队从未放弃努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开馆三年后的2010年,纪念馆终于迎来了第一件实物展品——一辆玩具黄包车。

从黄包车到名单墙

2007年的一天,在德国的汉堡晚报上,陈俭看到了一篇特别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人救了我》。汉堡当地一个名叫约瑟夫的老人是原上海犹太难民,他一直收藏着60年前从中国带回的竹制玩具黄包车,那是他小时候在上海避难期间的玩具。

文章里讲,约瑟夫1944年出生于上海,在这里度过了五年难忘的童年时光。在他的印象中,他有一位上海邻居以拉黄包车为生,这位邻居收工回家时,常常把约瑟夫和自家孩子一起抱上黄包车到街上兜风。黄包车成了他对上海印象最深的记忆。陈俭告诉记者:“我看到以后就想,老人如果能把这件玩具黄包车送给我们博物馆就好了。”但是,鉴于前几次征集的失败经历,2007年陈俭读到“黄包车”的故事时,他还不敢想象这件凝聚着老人重要回忆的物品,能够成为纪念馆的展品。

契机出现在2009年。为了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纪念馆决定办一个临时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俭给这位德国老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老先生能一直珍藏这个玩具黄包车,令人感动。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能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在纪念馆里展出,会有更多的人分享这段记忆,见证这段历史。令陈俭感到意外的是,那封寄往德国汉堡的信,很快收到了回复。约瑟夫在回信中说,他同意把黄包车玩具捐给纪念馆。这个消息令纪念馆上下十分振奋。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纪念馆并未收到任何从德国寄来的邮包,陈俭坐不住了,难道是老人反悔了?“其实是老人把信件的地址搞错了,邮包又退回了他家。”于是,陈俭他们又再次把纪念馆的中英文地址写在纸条上,裁剪好,寄给了老人。

不久,玩具黄包车出现在纪念馆展厅的重要位置。2010年,应德国汉堡市长的邀请,纪念馆去汉堡办了一次展览。陈俭和他的同事们将玩具黄包车放在一个精致的塑料盒子里,一路抱到汉堡,摆放在展厅的重要位置上。

展览中,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到来,久久注视着这件展品,他就是玩具黄包车的主人约瑟夫。“看到我们这么珍视他捐赠的这个玩具黄包车,老人很感动,在汉堡期间,他又捐给我们很多东西。”陈俭说,“只有对征集者和物品投入真情,才能有很好的互动。”

玩具黄包车的成功征集,对纪念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此后,纪念馆开始对原上海犹太难民及其后裔展开了细水长流的“感情攻势”。

纪念馆的电子邮箱通讯录里建了一个“原犹太难民群”,成员包括近百位通过多方渠道联系到的原难民及其家人或朋友。在特别的日子里,纪念馆会发邮件向他们致以问候,并时常向他们报告纪念馆的重要活动讯息和工作进展,甚至展览的设计稿也会群发给他们征求意见。

这样日积月累的“感情积累”,这些原上海犹太难民对纪念馆的信任逐渐加深,越来越多“有故事的犹太老人”不远万里来这里参观,带着他们曲折的人生故事和一件件珍贵的纪念品。

建馆以来,纪念馆工作人员和外国史学家交流时发现,关于上海到底救了多少犹太难民这个问题,国际上有诸多争论。“开始我们根据中国学者的说法,认为有三万难民曾在上海避难,外国专家觉得我们夸大其词。”陈俭认为,这不是中外史学家的问题,是历史本身的问题,没有确定的史料,很多历史问题就容易眉目不清。

纪念馆一直想要厘清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但是没有史料支撑,总是缺乏说服力。一直以来,纪念馆对救助人数的说法是“不少于一万八千人”,陈俭认为,在史料尚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个谨慎的说法,也是当时救助人数的“最低线”。

2014年,一位年逾古稀的原犹太难民,向纪念馆提供了一份重要名单,这是纪念馆获得的最重要的史料。这位原犹太难民名叫索尼娅,1939年在上海出生,现居德国,出版了多部关于犹太人避难上海的书籍。她曾带着她和弟弟的出生证、家庭照片等,回上海寻访旧居,被媒体称为“带着出生证回来的上海宝贝”。索尼娅后来透露,自己要到这份名单纯属意外。1947年8月,索尼娅随六百多名犹太难民重返故乡德国。50年后的1997年,他们想办一个周年庆,希望找到尽可能多的犹太难民。一开始只是小名单,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后来,索尼娅撰写了《流亡上海》一书。在书快截稿时,她意外得知有一份囊括了1.4万余人的名单。她辗转获得此名单,并把这份珍贵名单和办周年庆的名单一起,附在书中。2014年9月,一座长达37米、由铜板制成的“上海名单墙”在纪念馆落成。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名单墙上刻的都是逝者的名字,所以用汉白玉,我们的名单墙上很多人还在世,所以我们用了铜板做墙面。”在名单墙前,纪念馆工作人员周晓霞告诉记者。

首次上墙的名单共有13732位犹太难民,其中绝大部分源自索尼娅等编著的《流亡上海》一书中所附的名单。除了索尼娅提供的名单外,1.3万多个名字中还包含了纪念馆建馆以来自己征集到的900多个名字和各国领事馆提供的名单。为何多方加起来的名单数反而变少了呢?原来,这些名单的核对工作相当繁杂,需要剔除错误和重复的人名。

“墙上的一个名字代表了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代表了一个家族。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并最终保全生命重获自由的历史,是二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陈俭说。

周晓霞说,那些到纪念馆参观的原犹太难民,长久徘徊在名单墙前,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的名字出现在眼前,许多人激动地留下泪水。从建馆至今,纪念馆已经征集到800余组、上千件展品。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珍贵的口述史资料。

“我们收集的史料已经串联成较为完整的记忆链条,可以反映犹太民族流亡避难上海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也终于有底气讲好这段故事。”陈俭说。

就像是若干璀璨的碎片,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有一段个人命运的沉浮。它们的主人在战争中漂洋过海,避难上海的画面栩栩如生,近在眼前。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70多年前的气息。

“生命签证”

犹太人心中这段“东方方舟”的记忆,始于上世纪30年代风云突变的德国。1933年1月,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不久,纳粹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4月1日,纳粹德国宣布禁止犹太人经商,以后又禁止犹太人在国家部门工作,限制他们从事自由职业。纳粹法西斯的目的是要把犹太人全面消灭掉。5月10日,排犹浊浪开始波及德国文化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均付之一炬。成千的进步学者如爱因斯坦等都被迫停止工作。

1935年,所谓《纽伦堡法令》公布后,犹太人丧失了公民权,也不得与雅利安人通婚。

1936年,柏林举行奥运会,纳粹德国的反犹行动有所收敛。然而,奥运会一结束,反犹行动立即再次升级。特别是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秘书赖特,纳粹当局立刻借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犹狂潮。11月9日这一天,德国各地的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死伤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有3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由于当日成千上万块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夜被称为“水晶之夜”,也称为“碎玻璃之夜”。面对大肆迫害,欧洲犹太人开始出逃。而很多犹太难民避难的目的地,便是远在东方的中国上海。上海之所以成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历史学家潘光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一书中介绍,首先,上海乃至全中国从未有过大规模的反犹活动。而且近代以来,随着俄国和东欧等国家不断掀起反犹浪潮,许多犹太人在哈尔滨、天津、香港和上海等中国城市生活。特别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上海犹太社团的人数已接近5000人,其中很多人成为富商,跻身上海的上流社会。

此外更重要的是,1937年之后,上海的租界成了一座孤岛,中国政府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管理,而日本人也不愿意贸然插手租界事务。进入上海租界不要办理任何手续、更无需缴纳任何保证金,这对于犹太难民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起初,希特勒只是要赶走犹太人,并剥夺其财产。纳粹分子到处砸毁犹太人经营的商店,逮捕犹太业主,并没收他们的家产,犹太人面临被驱逐的命运。

1938年7月,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使得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对于当时的大批犹太难民来说,获得一纸能拯救生命的签证真是难于上青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犹太人转而把眼光投向了他们十分陌生的东方城市——上海。

此时,一个身在维也纳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推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是被犹太人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也知道,多数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但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同情和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还是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几千份签证。对于身处危境的犹太人来说,这些签证就仿佛是茫茫苦海中的救生圈,被称为“生命签证”。虽然上海当时正处于一种“入境无序”的状态,不需要签证就可入境,但犹太人没有到上海的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所以获得签证仍然是犹太人逃亡的关键。纪念馆后来征集的若干史料中,有许多犹太难民都曾回忆他们从何凤山那里拿到中国签证的情景。

1921年11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的艾瑞克是家中独子。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作为一名犹太人,艾瑞克辍学了。奥地利的局势越来越紧张,1939年,他们一家开始寻求愿意接纳他们一家20余口人的逃亡目的地。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一个驻维也纳的使领馆愿意给我们发签证。然而,有一天,当我去了中国领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凭着运气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为我自己以及我们一大家人拿到了签证。”凭着何凤山发放的签证,当年,艾瑞克一家20余人逃脱了纳粹的魔掌,幸存了下来。

“中国领馆能够拿到签证”的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地。

何凤山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就自己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一直到他1940年调离维也纳为止。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以找到的签证上的号码推算,至少是几千份。2009年,有一位名叫露丝的老人,曾向纪念馆提供了她早年护照的复制品,那是对“生命签证”最好的历史佐证。因为不舍,露丝当时未将护照原件捐给纪念馆,但在露丝去世之后,她的朋友根据她的遗嘱,将护照原件交给了纪念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虽然自己也正面临战争洗劫的危险,但是上海这座城市,仍然以最大的善意和包容,成为上万犹太难民的避难所。

诺亚方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上海为目的地的犹太人,逃亡路线在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

从1933年开始,便有大批中欧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开始逃亡上海,一直到1940年6月前,犹太难民先进入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港口搭船到上海。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由于意大利对英法宣战,经意大利的海路来上海之路被切断,只能转而走陆路——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达上海。到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几乎不可能再有犹太难民进入上海了。对于大部分用尽全力逃离“魔窟”,又经过多日水上或陆地的颠簸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来说,上海这座陌生的城市,却是他们新希望的开始。

杰瑞,1941年至1947年避难上海。水晶之夜,杰瑞的父亲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几近死去。他的母亲冒着风险,散尽金钱,才使得父亲被释放,然而盖世太保要求父亲必须在7天之内离开德国。几经周折,杰瑞的父亲终于拿到了签证,于1939年逃到了上海。“我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被困在德国。我们当时已被列入被杀名单,幸运的是与我母亲一同学习的同学保护了我们。直到1941年6月我们一家人才有了逃脱的希望。”杰瑞后来回忆说。抵达上海时,杰瑞只有7岁,他把这来之不易的避难之地视为“天堂”。然而在这个新的落脚点,犹太人要面对的最大的困境,便是贫穷。

1937年后,越来越多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都是被纳粹驱逐出来的,除船费外,纳粹当局只准许他们每人携带10马克。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难民到达上海时,身无分文。1940年8月,原犹太难民杰里的父亲带着一家10口人,乘坐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轮,在海上整整航行了30天,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上海。他记得,到上海后他们一家就搬到虹口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我们的住所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外屋的屋顶上。”杰里回忆,对于大人们来说,起初在上海生存下去并不容易,生活来源有限,很多难民不得不靠变卖随身物品生存。

1937年至1939年间,成千上万几乎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集中涌入上海。犹太社团纷纷采取措施,帮助、救济和安置自己的同胞。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多数人最初只是想通过这里中转到拥有世界上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去。很快,他们发现,美国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方地向他们敞开国门。1939年5月,美国政府不让载有900名德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靠岸。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事实上,当时只有极少数有钱的犹太人获得了美国签证,大部分被纳粹剥夺得干干净净的犹太难民,根本无法在短时间里离开上海,奔向他们心目中的移居点。在那个时期,犹太人的集中涌入让上海承受了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然而,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却对从欧洲涌来的犹太难民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和包容。

1939年2月17日,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孙科曾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更多无家可归的欧洲犹太难民。虽然这项提议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但足以看出中国对犹太难民的诚意和善意。经过最初的艰难岁月,犹太难民在上海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新生活。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多数都曾经受过高等教育,有工作技能,他们中许多人很快找到工作,并很快搬到居住条件较好的法租界等地,在上海落脚了。犹太人在上海逐渐安定下来,这样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假象,仿佛战争已经远离,但很快,最糟糕的日子便到来了。

“隔都”岁月

2013年,上海犹太人纪念馆收到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盒子。盒子里是一件精美的婚纱,这件婚纱的主人,名叫贝蒂。

1939年,贝蒂随家人逃难到上海时只有9岁,离开上海的时候,她已经20岁了。用贝蒂自己的话说,她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贝蒂对上海最深的记忆,便是在“隔都”(ghetto)里的生活。ghetto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中世纪意大利将犹太人强行驱逐到一个离岛上生活,这个岛就被称为ghetto。而“上海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虹口区一块面积约为1平方英里的犹太区,那里居住着不少于1.8万名从纳粹德国、奥地利、波兰和立陶宛逃亡来此的犹太难民。惊魂未定的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安顿下来不久,另一个灭顶之灾便悄悄逼近。

1941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美、英等国交战,并开始调整对犹太人的政策,由以往的利诱拉拢转向限制迫害。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约瑟夫·梅辛格抵达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该计划准备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阖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如何“解决”,计划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一是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漂流;其二是在崇明岛建立集中营,用作医学实验;其三是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

“出于利己的原因,日本人最终没有实施‘梅辛格计划’。”陈俭说。根据潘光的分析,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此外,屠杀上海犹太人必然会涉及到俄国犹太人,日本当局当时仍想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所以,在上海避难的大批犹太难民,才免于死难。

虽然“梅辛格计划”没有实施,但日本当局还是于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在虹口搞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在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隔都”。

根据《上海隔都》一书的描述,“隔离区的出口由士兵把守。无国籍难民事务处理所设在海门路70号,由日本军官久保田勤领导。他雇了两个人,合屋和大仓,去管理通行证方面的事情。有了通行证,我们就能离开隔离区。”纪念馆陈列着一枚“通”字徽章。这枚印章是日本人发给犹太人进出“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的通行证,在隔离区外,难民们必须佩戴“通”字徽章。这枚小小的印章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日本人隔离犹太难民这一非人道行为的历史事实。

当时,由于救济款项枯竭,加上战时通货膨胀,“隔都”内犹太难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十分艰难。许多犹太难民只能依靠一点零星的救济款勉强生活,不少人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隔都”居民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据统计,1943年1月到11月间“隔都”居民中有102人死于营养不良,超过平均数两倍,使得1943年犹太难民的死亡总数达到了311人。面对犹太难民在“隔都”内的悲惨生活,日本当局却相当漠然。根据纪念馆得到的史料,一位叫做恰当·斯莫尔的原犹太难民曾在那段时间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年仅7岁的恰当在“隔都”里得了重病,需要到隔离区外看医生。她的父亲把她带到无国籍难民事务所申请通行证。说明情况后,惊悚的一幕发生了。恰当的父亲被要求把头搁在主管合屋的办公桌上,那样的情形下,恰当的父亲只能从命。谁知合屋从刀鞘中抽出军刀,高举过头,然后一刀砍断了恰当父亲的胡子,随后残忍地哈哈大笑起来。虽然“隔都”的生活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段悲惨的记忆,但犹太难民们仍然艰辛地在“隔都”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虹口开了很多小咖啡馆、茶室以及各种各样的商店。在最苦难的日子里,犹太人仍不忘记教育的重要,他们在“隔都”内开办犹太学校,从纪念馆后来收集到的一张成绩单来看,当时每一个犹太小孩都要在学校学习至少13门课程。为了未来的生活,他们努力学习着多门语言,甚至还有上海话。

关于“隔都”岁月的档案征集工作,最令陈俭难忘的,便是贝蒂的那件婚纱。贝蒂初到上海,上海便沦陷了,她不得不和家人搬入“隔都”,在避难期间,贝蒂结识了一名俄国青年。很快,两人在上海相恋,并于几年后结婚。贝蒂结婚时穿的婚纱是她婆婆亲手缝制的。后来,贝蒂的两个女儿结婚时穿的婚纱也是这件。

“婚纱有很多象征意义。犹太难民在这里找到挚爱,建立家庭。上海不仅仅救了他们的命,还给了他们幸福,给了他们生命的延续。”陈俭说。为了让贝蒂愿意捐出这件有特殊意义的婚纱,陈俭可谓“煞费苦心”。他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在上海的半岛酒店邀请贝蒂母女共进下午茶。之所以选择半岛酒店,是因为贝蒂在战争结束后离开上海、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曾在香港短暂停留,她当时对富丽堂皇的香港半岛酒店印象深刻,但是作为难民,想进去喝个下午茶是天方夜谭。在上海的半岛酒店,贝蒂感受到了陈俭以及纪念馆的用心和诚意。

于是,她第二天便决定,将这件珍贵的“传家宝”捐赠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以表达她对上海的特殊感情。贝蒂曾对媒体说,在中国的11年时间里,从没有一个中国人对她说过“丑陋的犹太人”这样的话。但这种话,她在德国时却经常听到,甚至还有更难听的。经历了种种磨难,在“隔都”艰难生存的犹太难民最终等到了战争的结束,新生活的开始。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二天,“隔都”正式解放。此后的几年间,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开始逐渐离开。虽然上海这个避难地使他们免遭纳粹毒手,但毕竟上海只是他们心目中的临时避难地。

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几乎所有“隔都”的犹太人都陆续离开了上海,奔向各自不同的新家园。

“感谢上海”

2011年6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一名犹太老人在纪念馆附近努力寻找什么,询问得知对方是当年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难民,如今专程回到上海寻找童年的邻居。这位老人叫做维拉,出生于1938年。维拉记得,在上海避难期间,无论上学还是放学,都有一辆相同的黄包车专程在门口接送她。开始的时候她非常好奇,直到后来才知道,是隔壁邻居“Mr Zhu”(朱先生)为她这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安排的特别服务。

维拉记忆中的“Mr Zhu”只是一名普通的上海市民,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她喜欢称他为“上海爷叔”。每天放学后,“上海爷叔”的住所是维拉回家的必经之路,这位“上海爷叔”经常会邀请她到家中吃点心。经过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寻找,2011年11月,“上海爷叔”的女儿周惠珍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通过视频与维拉连线。他的父亲早已在2001年过世。

2012年10月11日,曾在上海避难的美国犹太裔画家彼得·麦克斯专程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他请求纪念馆帮他找一位“阿妈”。1937年,彼得出生于德国。第二年,他随父母逃亡上海避难。彼得一家在上海生活了整整10年。当时,有一位和他很亲近的上海“阿妈”,每天教他如何用腕力握住毛笔和画笔,彼得一直认为,这位“阿妈”是他儿时艺术的启蒙者。

1948年,彼得一家离开上海,船离开黄浦江岸边的时候,彼得哭着和“阿妈”道别。辗转多年,彼得一家和这位“阿妈”失去了联系,当年的犹太小男孩长大了,成为了著名画家。2012年,他凭着记忆给“阿妈”画了一幅速写,凭着已有的模糊记忆,他决定回到上海寻根,找到当年的“阿妈”,抱一抱她,尽自己所能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彼得经常说,不管他走到哪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为了回归自己的“东方方舟”,他在上海开办了工作室。

每年,纪念馆都会遇到一些想“寻根”的原犹太难民,他们或是寻找自己当时居住的老弄堂,或是寻觅当年的中国邻居或者玩伴。犹太人与中国人在战火中建立的友谊,隔着千山万水,也未能被阻断。

《犹太难民与上海》一书中,一位原犹太难民回忆说:“如果这里的普通百姓不是这么宽容,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悲惨的。如果一个犹太人逃亡欧洲某国,他将不得不躲藏起来。然而在上海,我们可以跳舞,可以祈祷,还可以做生意。所以,我眼中的英雄永远都是那些伴随我成长的中国人。”在中国避难的这段经历,在许多原犹太难民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战后回到德国汉堡生活的玩具黄包车主人约瑟夫,每年犹太教传统节日普珥节时都会身穿中国服装,向同伴讲述他在上海避难的经历。年近九旬的约瑟夫曾跟陈俭说,他一直想回到虹口,看看马路上还有没有飞奔的黄包车。

离开上海后,回到德国生活的索尼娅作为一个教师和作家,撰写了多本回忆“隔都”生活的书。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名单墙”上找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索尼娅热泪盈眶。避难上海的时候,尽管生活拮据,但是上海却给索尼娅一家一种巨大的安全感。作为出生在“隔都”的“上海宝贝”,索尼娅的父亲曾跟她说:“万一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回到上海,因为你有上海的出生证。”她把对上海的感觉概括成两个字:感激。

2019年的情人节,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在上海演出。演出前一天的休息时间,乐团中提琴首席奥拉西奥·舍费尔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他的父母都曾在虹口生活,曾是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那一天,奥拉西奥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的帮助下,从镌刻有13732个名字的“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上,找到了家人的姓名。

晚上演出开始前,一位中国小姑娘进入休息室,意外地向奥拉西奥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这个小姑娘是陈俭的女儿,陈俭得知奥拉西奥的故事,感动之余认为这正是纪念馆多年努力寻找史料,证明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11月26日,金砖峰会刚刚在巴西利亚闭幕,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被邀请和巴西圣保罗犹太博物馆合办一个为期两个月、主题为“犹太难民与上海”的展览。奥拉西奥还准备了一个大盒子,里面都是他父母留下的珍贵档案,在展览期间,他把这些珍贵的实物史料如数捐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随着越来越多实物史料的出现,这段历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了解,它们的存在代表了一段重要的历史——正是中国人民的善良与正义感,让上海成为战火中上万犹太难民的“东方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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